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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杨胡子

国潮1980 镶黄旗 5468 2020-12-07 0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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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城的春天,向来是从“杨胡子”生长的那一刻开始的。

  “杨胡子”是什么东西?

  “杨胡子”是京城人对杨树在初春时节所生长出来的一种花絮的称谓。

  在南方,这种东西也叫做“杨花”。

  之所以京城的老百姓会把它冠以“杨胡子”的称谓。

  完全是因为杨树长出来的花,毛茸茸的泛青、成串儿,像极了老头儿胡须之故。

  而且很明显,就通过两地不同的称谓,便可以体现出南方北方对此物泾渭分明的观感与态度。

  南方人大约比较浪漫。

  注重的是这东西的诗意,喜欢杨絮纷飞如大雪漫天的美感。

  京城人却比较务实。

  情感上多是恨这东西生出的白毛,会无孔不入、深入浅出地乱飞。

  这并不奇怪,因为京城的春季是多风的,而且风还很大。

  能刮得飞沙走石,让人发如乱草,睁不开眼。

  所以到时候你就看吧,京城的大街小巷,天上地下,晾晒衣服上、被褥上,水里菜里……哪儿哪儿都会是杨絮。

  这东西会挡住人们视觉,让人们看前面斑驳陆离、眼花撩乱。

  这玩意能钻进人们鼻孔,会让人们骚痒难耐、喷嚏连天。

  当它被人吸进咽喉里,又会导致咳嗽不断,伤肺又伤呼吸道。

  一旦当它飞进领内或袖里,人们皮肉也便没了安稳舒适之所,只能频繁的挠痒痒。

  但这仍不算完,最关键的一点,是这东西还有衍生火灾的风险哪。

  如果有人愿意去查查京城消防每年有关这块记录,那绝对会是触目惊心的感受!

  总之,“杨胡子”这可恶的家伙借助风力散播的杨絮,简直就像无赖一样。

  既打不走也骂不跑,黏黏糊糊、腻腻歪歪。

  给京城人的生活和工作带来了太多的不快与不便。

  不过说起来比较有意思的是,从1980年3月份到5月份,这个正在闹“杨胡子”的京城,社会状况竟然也神似一样的应季。

  真就像杨絮漫天似的,既有那么一点的浪漫,也有扯不清的纠缠,理还乱的困扰。

  浪漫主要充斥在大学校园之中,或是说发生在年轻人群体之间。

  这个时期的大学生,以及社会上的年轻人具有两个特点。

  一是身心都处于急剧转变观念的潮流之中,对生活和未来开始拥有多元化的思考和渴望。

  二是许多人因为历史的原因耽误了时间,如今都面临着成家立业的需要。

  所以对他们来说,除了已经蔚然成风的诗歌热、文学热、外语热、电影热、跳舞热、邓丽君热以外。

  顺理成章热起来的,还有谈恋爱这件事。

  于是有心人开始发现,高等学府已经不再是纯粹钻研学问的严肃场所,公园角落里一男一女的情况也越来越多了。

  在年轻人中间,不但诞生出一个用来形容人的新词儿——“很开放”。

  互有好感的青年男女之间,那原本遥远、隔阂的界限,也正在借助一种较为委婉的亲近方式开始拉进。

  要知道,当时搞对象的人,非常保守,可不敢在大庭广众下明目张胆的拉手、搂抱。

  但肩并肩漫步的过程里,他们的手臂却往往会紧靠在一起,而且都会向后背着。

  这样做,便可以实现最大程度的亲近,以体现出俩人之间非比寻常的关系来。

  这应该也算是一种民间智慧的创新应用。

  只是与渴望变化的年轻人完全不同。

  这个时期,其他群体却几乎都在因为身边正在发生的,或即将发生的巨大改变而感到焦虑不安。

  比如国家的上层,就正在为我们人口爆炸的趋势忧虑重重。

  为了阻止2000年我国人口超过十四亿成为现实。

  这段时间中,相关部门的官员和专家们持续不断的召开人口座谈会。

  来论证计划生育政策是否可行,以及确定相关尺度。

  另外,由于“伟人”在这段时间发表讲话,宣布可以分期付款购房。

  以及“外汇兑换券”作为购买力超然的第二货币,在我国开始正式流通。

  也让长期在分房福利政策和物资配给制上占有优势的一些阶层,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困惑和无所适从。

  还有文艺界的意识形态之争,也正在愈演愈烈。

  此时的李谷依,正因为演唱了一首《三峡传说》的主题曲《乡恋》,而饱受业界的批评和质疑。

  与喜欢她歌曲的众多普通观众不同,许多专业人士认为,她所擅长的抒情演唱方式不健康,格调低劣。

  但究其原因,不过是因为她好歌太多,名声太大,太受观众的喜爱吗,所以枪打出头鸟罢了。

  谁让《歌曲》杂志评选出的那十五首听众喜爱的歌里,她一个人就占了四个呢?

  不打她打谁?

  就连社会最基层也无法幸免。

  在工作里,国有大中型企业显得步履蹒跚,沉疴难愈。

  不为别的,十年来,有不少工人们养成了偷奸耍滑的习性。

  都变成了善于怠工,吃大锅饭倍儿香的滑头。

  偏偏由于体制的限制,企业领导无权对这些工人实行实质性的经济处罚。

  于是在干活全凭自觉的环境下,这些落后份子,仍旧我行我素。

  并且对上级领导毫无尊重和忌惮之心。

  每天不是乐此不疲的装病、打牌,就是嘲笑领导与那些好好工作,认真负责的人。

  这就导致,一些老鼠屎坏了整锅粥。

  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赖一个样。

  不但让渴望恢复旧日荣光,努力工作的人日益心冷。

  也让国营企业人浮于事,越来越丧失活力。

  而在生活里,京城老百姓也正日益感受到,由城市人口急剧增长所引发的不便,以及由价格体系动摇传来的震荡。

  毫无疑问,城市人口暴涨是知青大返城的必然结果。

  从1978年到1980年的三年,京城以每年几十万人的速度,容纳这些从异地归家的青壮年。

  京城几乎每一个家庭,都有孩子属于这个群体,因此没有人能够抱怨。

  就拿扇儿胡同2号院来说吧。

  继宁卫民之后,边家的二儿子边建功,米家的大闺女米晓冉。

  也都在这个春季回到了家里,把户口都迁回了京城。

  于是,不但工作岗位的缺口越来越大,返城知青有了“待业青年”的雅号。

  京城的市政体系和服务业也深陷在超负荷运转之中。

  无论坐公共汽车、上街买东西,澡堂子洗澡,洗发店里理发,照相馆照相,还是饭馆里吃饭。

  这些人们的基本需求,全都变成了困难重重之事。

  以宁卫民的家门口儿来看,无论前门大街、大栅栏、鲜鱼口、还是打磨厂。

  作为京城的闹市区,几乎从早到晚的人满为患。

  而八大员们的工作态度,当然因此变得更加粗暴和恶劣。

  本来还算可以的社会秩序也因为无所事事的青壮年越来越多,变得重新混乱起来。

  在京城的任何角落,每天都在发生争吵,甚至是动手干仗的情况。

  偏偏就在这个时期,计划经济的价格体系也随着改革进程的深入,开始松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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