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有见把话说得太满了。范家兄妹的某些顾虑没有被消除。朱有见又不会神机妙算，更不会当人肚子里的蛔虫，所以也没有办法继续讨论合作的事了。不过为了缓和一下刚才被朱有见搞得过于凝重的气氛，朱有见请范家兄妹喝茶。其间细谈很多朱有见从后世盗来的经营理念。

　　 刚开始，范家兄妹有点把朱有见的一些新奇想法当作笑话听，不过听到后来，就不得不认真对待了起来。因为朱有见的一些理念，代表了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代表了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关于朱有见提出的商业代理与加盟理念，范三拔赞叹不已。范家在张家口虽然号称老大，但也只是八大家之一。另外七家与其义结金兰，但同时也存在一些竞争关系。明面上好得不能再好，背地里还是有些提防的。正是这个原因，他们八大家的产业，谁的还是谁的，绝对没有这位黄公子说的合股、代理、加盟之类这般亲密的商业合作。

　　 朱有见还谈到了商业的好处，对朝廷重农抑商、闭关锁国的政策进行了批评。明朝的时候，民众言论朝政得失是比较自由的，由于长期的内阁重臣执政，所以民众也很自然的以内阁为“政府”，批评起朝政来，也主要针对的是内阁。

　　 当然，批评皇帝也会有人喝彩。比如，李贽在私人讲学和著述中，就反复强调君主乃世间首恶这种反对君主专制的思想。李贽的书上报给明神宗万历皇帝时，万历勃然大怒，钦定逆案，判处凌迟，判决所依据的事实也不过是言辞乖张，悖逆圣人教化――“是圣人之所非，非圣人之所是”。而且虽然判处了凌迟，还是迟迟不予执行。最后李贽还是夺狱卒刀剑自杀的。

　　 范三拔对朱有见批评朝廷的言论很是赞同。因为范家世代经商，对朝廷的抑商政策其实早已大为反感。只是商人阶层，本身没有政治发言权。家族中那些读了书的子侄，对商人阶层的的艰难没有切身体会，又受圣人教导，又受官场熏陶，很难把商人阶层的声音真正反映到朝廷上去。范家家族中没有什么人去参加科举并取得功名的，所以他们的思想是纯商人阶层的。

　　 范三拔从小协助父亲打理家庭商事，对大明朝廷的某些政策很是不满，甚至有时候不仅仅是对某些具体政策的不满了，而是单纯对朝廷运行机制上的僵化感到难以忍受了。所以当有些人伪托率数术之学（八卦、相面、算命等），说出大明“气数已尽”这等大逆不道的言论，他也呵呵一笑而过，甚至颇有几分赞同。

　　 范家私下违背朝廷法令，私自与建奴贸易，这等事，范三拔心知肚明，只是不讲而已。内心里，范三拔巴不得改朝换代才好，管他是什么外族，还是流民起事，只要改朝换代。与建奴贸易，获取一点利润，是范家动机的一方面。建奴首领，不论是努儿哈赤还是洪太极，都有明主之相，范家能与他们建立直接联系，以后不论是建州取大明而代之，还是裂土称帝，范家都是从龙之功，这才是最重要的。

　　 朝廷这次破天荒成立什么共济会，又在各县、府、省以及中央成立各种议会，在范家看来，似乎也不过是想法子搜刮钱财，卖官鬻爵而已。县议会每月一次会议，府议会两个月一次会议，省议会与资政院，每年两次会议，是不是干实事的，谁也不知道。范家人作为张家口乃至整个宣化府的首富之家，自然被积极怂恿加入共济会并参选议会议员，但范永斗老爷子内心里对这种东西并不热衷，所以他才让自己的儿子去参加议会竞选，并且还把自己的女儿强行安插进共济会去当个干事长。其中隐含着一点蔑视加嘲弄的意味，高层的有些人也许会看得出来的，不过在银子与表面上的热情寒暄中，这些都被避而不谈罢了。

　　 范三拔在与朱有见的闲聊中感受到了轻松惬意与一点志趣相投的意思。

　　 颜辉颜大“掌柜”，听说朱有见来找他，赶紧回到了燕来楼――的后院。朱有见经常性地不打招呼就来访，来了以后在外人面前还要装作晚生后辈，让他渐渐不似以前那么敬畏了，反而多了一点亲切与随意。所以他才敢在朱有见提前告知要来访，还跑出去办自己的事。

　　 他深知，朱有见的脾气是一切是工作为先的。对于身边的人中，那些只会拍马溜须的人，朱有见是非常不待见的，朱有见强调的是执行力。这种领导风格也让颜辉去掉了伴君如伴虎的畏惧心理，更加放心地投入到自己喜爱的商业经营活动中去。另外朱有见时时来访，更多的是与他谈心、谈商业设想，谈未来的憧憬，这种谈心每每让颜辉心潮澎湃，就算工作再忙也高兴，再苦再累也不觉得。

　　 而且朱有见来的时候，如果他不在，朱有见就会在等待自己的时候与其他人聊天游戏之类，并不令人*心。

　　 这不今天颜辉一回来就看见朱有见在与一男一女聊得很欢。看见他来了，还招手让他过去。

　　 “看见没有？这位就是燕来楼的颜大掌柜，他可是我黄某人的结义兄长。关于玻璃销售的代理契约，你们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就在说这话的时候，范三拔却从他们的神情中发现了一些怪异：这个黄公子虽然号称是这位颜大掌柜的义弟，但其自然流露出来的态度，却仿佛是颜掌柜的东家。黄公子嘴上说的是自己倚仗颜掌柜的话，其实却并与屈居人下的那种恭敬。而颜掌柜也没有对黄公子这种飞扬拔扈行为表示什么反感。这只能说明一种情况：那就是黄公子来路非凡。

　　 范三拔、范小美女兄妹与颜辉寒暄了几句，没有再详细去谈，就告辞了。

　　 朱有见问了一下经济局、邮驿总局、邮驿银行等各个方面的工作情况。颜辉回道，只有邮驿总局虽然大体架子是搭起来了，但是现在仍然在亏损中，还没有扭亏为盈。主要问题是利用率太低。一般基层民众，还没有养成使用邮政进行信函、包裹投递的习惯。

　　 朱有见想了半天，突然想出一个好主意：可以搞一个群众来信活动。活动口号就是：“一文钱向皇帝说说心里话！”

　　 明朝，一文钱的购买力，也差不多相当于现在的一块钱了。明朝万历年间，一两白银可以购买两石普通大米，一石是188.8斤，就是说一两白银可以买377.6斤大米。

　　 据笔者所知，现在北方（笔者家在山东农村），一袋20斤的大米正好40元钱。那么一两银子的购买力就相当于现在的755.2元。

　　 银子与铜钱的比率，基本上历朝都是1两白银兑1000文钱（也就是一贯）。明末由于对外走私贸易也比较发达，而西班牙、葡萄牙等老殖民国家在美洲大量开采白银，中国在这种贸易中处于顺差地位，所以，国内的趋势是银贱钱贵。当然，明末出现各种自然灾害，北方粮食减产，粮价上涨，这就让明朝一文钱的购买力的计算问题复杂了起来。

　　 朱有见作为皇帝，当然不了解银与钱的汇率问题，所以特别咨询了一下颜辉。颜辉说道，这样恐怕会亏损，朱有见说道，如果这样也亏损，就稍微往上提一提，可以是两文，也可以是三文，总之不能超过一般平民吃一个包子的价格，不然打不开市场。

　　 当然，如果这样还亏损，就把信函的投递也区分为三种情况：平信是一文或两文，挂号信是五文，邮政快递，是十文或二十文。这种区分不但在信函的投递速度、优先度上进行区分，而且要在“售后服务”方面也要区分。挂号的，要实行签收制度，邮政特快的，不但要签收，而且要有回执。邮政特快服务，要做成面向商务信函的品牌服务。

　　 等以后根据罗马法制定民法之后，在商务活动中严格要约与承诺的法定意义，那时在商务信函中，信函投递的时效、先后及安全性，将成为重要商务法律事件。

　　 还有，在信函投递之外，也要加强宣传包裹投递服务。

　　 对于这些奇思妙想，颜辉只有一句话：这就去办！

　　 对于老百姓而言，能与最高统治者对话，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这都是拉拢民心的好手段。对于朱有见而言，这也是了解民情的好办法。这两个意义，是朱有见现在不能，也不必说破的。

　　 不过，有读者要问了，朱有见连一般的奏章看多了都嫌烦――所以才搞了个内阁改组，让内阁实行有限度自主决策――要是如雪片般买来的民众来信，堆到了朱有见面前，朱有见还不得被烦死、累死？

　　 不用害怕，朱有见还有一招：那就是：随机抽取了，然后在报纸上公开回复。这样，让全国上下都知道皇帝在了解着民情，又激发了一般民众来信的热情。比如有些人写一回皇帝看不见，那就天天写。反正一文钱，少吃个包子，少买张彩票就行了――哦，那时候没有彩票这种东西――这样的话，刚刚兴办的邮驿总局，业务量不就上来了吗？哈哈哈哈！

　　 太无耻了，朱有见表示，要对这种无耻的行径进行深刻地反省！